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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民国时期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的兵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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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所以又称“双十二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同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会议(共产国际七大),着重讨论有关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不能同时顺利地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我们(指国际)觉得,你们(指中共)号召西南集团反蒋行动的声明是错误的”,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

参考主词条: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广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并利用前清废皇帝溥仪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导致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进入抗日战争的局部战争阶段。

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

同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人根据共产国际会议精神的要求,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

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东北军入陕西和甘肃剿共。

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

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109师的士兵。张学良部队的战局失利以及后来面对共产党的停战对峙,导致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督战。

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

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

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介石表态归顺。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然而也因蒋介石的过分自信,仅带少数文武飞往西安,结果西安事变时所有人都被扣留。

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

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

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同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嘱《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

同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龙门的蒋宋别墅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蒋介石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

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拒绝。

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向蒋介石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

12月4日,蒋介石在洛阳蒋宋别墅内居住36天后前往西安。

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936年12月12日宣布动员令。

11日晚,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参加晚宴,晚宴期间,蒋介石宣读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同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12月12日清晨进行兵谏。

12日5时,东北军奉命到华清池捉拿蒋介石,蒋介石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同时,十七路军扣留了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正式爆发。

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

同日,中共中央做出的重要决定明确七项“我们的任务”,其中包括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革命行动,立即在西安召集抗日救亡代表大会,防止日本乘机发动侵略,发动抗日派、严防亲日派,稳定与争取各实力派积极站在抗日救亡方面,争取英、美、法三国的谅解与赞助等。任务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人民审判。

12日23时30分,南京中央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方面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另一方面任命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

12日晚,宋美龄在上海收到西安发生事变的消息,就邀请澳籍友人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

13日8时,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也同时电告张学良。

同日,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和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连续发出报道、评论和文章,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分析,并对这一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指责。

同日,中研院等七学术机关通电全国讨张;南京各大学校长、教授罗家伦等347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指责扣蒋行为。

14日,在得知《真理报》公开批评西安事变的态度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了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会议听取了邓发关于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合作情况的报告,并将此报告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为此特地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同日,蒋梦麟、梅贻琦、李蒸 、翁之龙、刘湛恩、黎照寰等22人分别致电指责张学良。 马相伯致电张学良表达对事变的担忧。

15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100多家报馆通讯社联署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 同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

16日,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空军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同日,清华大学教授会发表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 ;同日南京时事月报社、中苏文化月刊社、妇女共鸣社等217家杂志社以及中国妇女爱国同盟会、南京市妇女会、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妇女共鸣社、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妇女文化月刊社等妇女团体联合通电讨伐张学良。

17日,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对陕变宣言谴责张学良。

21日,意大利外长齐亚诺致电张学良:“汝系吾友,兹若与共产党联盟,即成吾敌,中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即不见重于人。”

22日,随着端纳全力周旋,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把?”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介石。

23日,各方代表在张公馆西楼开始谈判,讨论释放蒋介石的条件。宋子文代表南京方面,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代表西安“三位一体”。当天上午,谈判开始后,周恩来提出中共及红军的主张:(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加上抗日或救国)。(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周恩来阐述了提出这些条件的理由;同时说明,如果国民党能接受并保证实行上述诸项,中共将赞助蒋介石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子文表示他个人同意这些条件,但要转告蒋介石最后酌定。

23日下午,宋子文、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继续谈判。宋先就6项条件提出实施意见。他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3个月后再改组为抗日政府,并就过渡政府的人选交换了意见,拟推荐孔祥熙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各部部长进行适当调整。周恩来提议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张、杨也推荐了几位部长人选,原则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宋子文还提议,由蒋介石下令撤兵,即送其回南京,以主持全国政事,回京后再释放“七君子”。张、杨坚持中央军先撤出潼关,爱国领袖先释放,蒋再回南京。张、杨、周还提出:在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成立,由张学良领导,先进行抗日准备,南京政府负责军需接济。宋子文答应将此事转告蒋。最后,周恩来提议,在蒋介石同意上述办法下,他可以直接与蒋讨论各项问题。宋子文说,可先与宋美龄谈,他力主和平、抗日。这天谈判结束后,周恩来立即将谈判的主要内容电告中共中央。电报表示:如同意这些原则,他将以全权代表与蒋介石谈判。电报还请示中共中央在何种条件下允许蒋回南京。

24日上午,各方代表继续谈判。经过反复磋商,达成九项协议:(1)由孔祥熙、宋子文组织行政院,宋负责组织令人满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2)中央军全部撤离西北,由二宋负责;蒋鼎文即携蒋手令赴南京,下令停战撤兵。(3)蒋回京后释放“七君子”,西安方面可先发消息。目前苏维埃、红军名称照旧。由宋氏兄妹担保蒋确要停止“剿共”,并经过张学良之手负责接济红军。抗战开始后,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5)宋表示先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3个月后改组中国国民党。(6)分批释放一切政治犯,具体办法与宋美龄商定。(7)抗战开始后,共产党公开活动。(8)外交政策: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9)蒋回南京后发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这九条,基本上同意了张、杨的八项主张;也承认了共产党、红军和苏区的合法地位。这样,国共双方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一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

当天下午,周恩来单独与宋子文会见。宋表示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成为他抗日、反亲日派的后盾,主动要求中共派专人驻沪与他保持密切联系。当时潘汉年正奉中共中央之命在沪、宁与张冲、陈立夫等人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进行磋商。因而,周恩来告诉宋子文,由在沪之潘汉年,负责与其联络,商讨、实施谈判达成的各项具体协议。

同一天,蒋介石当面对张学良做了承诺:同意中央军撤出西北,释放“七君子”,联红容共,联俄及英、美,改组中国国民党,由孔祥熙、宋子文与张学良商定名单。这表明,蒋介石已基本同意了张、杨的八项主张和中共提出的六项要求,且增加了改组中国国民党一款。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张学良及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周诚挚地向蒋陈述,目前时局,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只有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才是唯一出路。然后,他表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拥蒋抗日之意;若蒋先生肯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不仅他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听蒋先生指挥。中国共产党如此深明大义,以德报怨,不能不使蒋介石大感意外,他听了周恩来的话后,表明三点:(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氏兄妹与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谈判中所商诸项);(三)蒋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宋子文则坚持请中国共产党及西安方面信任他,他愿负责去实施所谈各项;并再次提出要立即放蒋回南京。宋美龄表示,十分感激周恩来千里迢迢来斡旋。

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的直接会见与谈判,初步达成了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中的一次有决定意义的谈判。

25日下午3时,张学良担心“夜长梦多”,出了“乱子”不好向国人交代,于25日下午3时,简略向杨虎城作了嘱托,即匆匆偕蒋氏夫妇乘车直趋机场。当时机场聚集了几千人,本是欢迎抗日将领傅作义的,蒋误以为是群众向他示威,有点紧张,立即对张、杨又重申了“六项承诺”,蒋介石还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张学良则将手谕交杨虎城,请杨即日起与于学忠代他指挥,然后于下午4时与蒋、宋等登机而去,待周恩来赶往机场,飞机已起飞。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亲日派:何应钦积极部署讨伐张学良、杨虎城。

亲美派:宋美龄、宋子文等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积极奔走。

14日,龙云在得到部下可靠消息后通电中央,称拥护中央既定政策。又致电张学良,认为其发动事变“自属谋国俱有苦衷”表示同情,但指出此举影响国家前途“务盼再加思索,为国家保一线生机,为环境留相当余地。”

15日,阎锡山发出致张杨的函电:“两兄震机电及汉兄元未电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似!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请兄等谅察,善自图之。”

15日,马步芳决定发通电响应国民党中央。遂由姚钧草拟“删”电,即将拍发时,又接受了马绍武、陈显荣的建议,为表白自己对蒋的所谓竭诚拥护,竟将15日签发的电文日期提前两天,改为13日发出的“元亥”电。电文中向南京行政院、军事委员会表明:“顷据广播电台电讯,惊悉西安发生事变,张杨劫持委座等语,消息传来,全青震惊,除严饬所部一面加紧剿灭河西赤匪,一面防制兰州叛军之扩大,保境安民,敬候佳音外,敬恳详示确情,以便遵循。青海虽处四面敌匪之艰苦环境,芳等只知为党国尽忠,为季座效力外他无所顾,合并呈明,敬请钧鉴”。

16日,李宗仁等通电全国,主张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政府,举国一致对外,桂系军队北上抗日。

19日,刘湘致张学良的电文中认为张对蒋的行为“无非欲促成抗敌救国之伟业,以求我国家民族之生存”,指出“内战必致亡国,无待赘言,必须避免军事接触,速求政治解决”。

21日,韩复榘以密码形式致电张学良,称赞张氏之非常行动为“英明壮举”,并通知张、杨,他的部队将“奉命西开,盼两军接触时勿生误会”。

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派周恩来赴西安参加谈判,促进事件和平解决。

巴黎《救国时报》:认为“发生这样重大的内争,对于目前中国民族生死所系之一致团结,御侮的运动上,实为深可痛惜的事件。”

美国《民声讲坛报》:“张学良此次行动,适足以肇害中国,而西方各国在远东保有利益者,亦为之感觉不安矣。 (1936年12月14日)

美国《纽约时报》:“蒋介石将军,虽已失去自由,但中国政局仍为彼所操持,全世界闻讯之余,皆为之震惊。足见全世界均认蒋氏,为中国最大领袖,而自动推崇之。”

英国《泰晤士报》评论:“张学良之叛变,或已救助日本政府,盖日本之对华政策,乃与德缔结反共协定,已引起多数政治家之抨击也。”

苏联《真理报》:“张学良将军曾有充分可能抵抗日本侵略,其军队亦曾有热烈之战态,然张将军本人乃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他乃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侵略品。” (1936年12月14日)

1936年12月24日,蒋介石签订六项协议,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12月25日,蒋介石最后获得释 ,事件得以和平解决,张学良陪蒋介石夫妇回到洛阳,后转飞南京。

张学良:12月26日,到南京后,张学良不幸被扣,由大陆到台湾,失去了自由。

杨虎城:杨虎城被蒋介石长期囚禁,1949年9月17日在重庆惨遭杀害。

军队:东北军被分拆瓦解,十七路军被取消。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停止了”安内攘外“政策,迫使国民政府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提前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由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与喘息休整、壮大的机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西安事变刚结束,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

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并坚持八年直至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