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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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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为镇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而罗织的文字狱,是辛亥革命前著名的反清政治案件。

1903年,邹容、章太炎分别写出轰动全国的《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苏报》连续发表《读〈革命军〉》《序〈革命军〉》《介绍〈革命军〉》等文章,大骂皇帝和清政府,高呼革命为神圣“宝物”,要求建立资产阶级“中华共和国”,推荐《革命军》为国民必读的第一教科书。同时报道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为此清政府照会上海租界当局, 以“劝动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等罪名将章太炎等逮捕。邹容激于义愤,自动投案。

《苏报》原是一家以日侨出面开办的报纸,1896年6月26日创刊于上海。主办人胡璋,以其日籍妻子生驹悦的名义注册,报棕厚敬旋刊内容多载芝体臭市井琐事。

1900年,由陈范接办,倾向改良。1902年南洋公学发生退学风潮,《苏报》首先报道,旋设“学界风潮”专栏,及时报道学潮消息,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声价大起”,而想“更以适时言论张之。

1903年夏,《苏辣钻狱阿报》支持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活动,聘请章士钊为主笔,章太炎、蔡元培为撰稿人,报道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以后,《苏报》又陆续刊登了许多激烈地宣传革命的文章,旗帜更为鲜明。

近代历史上的改良和革命,都是以报刊宣传为先导的。

十九世纪末的戊戌维新,《强学报》《时务报》《湘报》《知新报》就是改良派的主要宣传基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创刊《清议报》,鼓吹“勤王”、“保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也在己亥十二月二十五日(1900年1月25日)于香港办《中国旬报》,由陈少白主编。1900年春,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励志会。冬,戢翼翚等创办《译书汇编》,翻译西方政治名著。如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穆勒《自由原论》等。1901年5月10日,秦力山、戢翼翚、沈翔云等创办《国民报》,鼓吹天赋人权、平等自由。第四期发表了章太炎的《正仇满论》,批判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连载的《积弱溯源论》,驳斥保皇派。这时,知识分子日渐从康、梁的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促使了革命派的觉醒和改良派的分化。1902年4月,章太炎在日本结合秦力山等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牛兆十二年纪念会”,鼓动反清革命。接着,《江苏》《浙江潮》等革命书鸦榜签刊也先后在日本发行。

这时,蔡元培、蒋观元、叶瀚、黄宗仰等集议,成立中国教育会。章程中宣布:本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

1902年10月,上海南洋公学发生退学风潮,得到教育会的支持,推蔡元培为总理。《章程》中说:“重精神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

1903年4月3日,江宁江南陆师学生因反对校方专制退学,得到上海教育会的支持。章士钊等三十人加入爱国学社,章太炎、蒋维乔、吴稚晖均任教职。

这年春,上海开展抗法拒俄运动,爱国学社革命空气活跃,师生在社会上公开宣传革命。《苏报》也经改组,“以鼓吹革命为己任。”

1903年5月27日(五月初一日),延请章士钊为主笔。章士钊“董理斯报”,《苏报》于6月1日(五月初六日)起,实行“大改良”,说是:

本报发行之趣意,谅为阅者诸公所谬许。今后特于发论精当、时议绝要之处, 夹印二号字样,以发明本报之特色,而冀速感阅者之神经。

今将《苏报》“大改革”后的情况,按日简述如下:

1903年6月1 日(五月初六日)首列上述“本报大改革”。论说为《康有为》,说是:“要之康有为者,开中国维新之幕,其功不可没。而近年之顷,则康有为于中国之前途绝无影响。”但“今日之新社会已少康有为立锥之地”。“而天下大势之所趋,其必经过一躺之革命,殆为中国前途万无可逃之例”。

1903年6月2 日(五月初七日)首列“本报大注意”谓:“本报近 来详于学界,颇承海内外君子之不弃,投函无虚日,愧无以荷。今特将‘学界风潮’异常注重。论说之下,首隶此门,用以副诸君子之雅望。又增列‘舆论商榷’一种。凡诸君子以有关于学界政界各条件,愿以己见借本报公诸天下者,本报当恪守报馆为发表舆论之天职,敬与诸君子从长商榷,热寻整间亦忘其向陋,附有所陈,诸君子其匡我不逮,幸甚。”“论说”为《哀哉无国之民》。“学界风潮”有《论江西学堂学生无再留学之理》,谓:“乃二十世纪新中国之主人翁,而俯首就范于亡国家奴之下,大耻奇辱,孰过于斯”。6月。所有各省及本埠之琐屑新闻,概不合本报之格,严从沙汰,以一旨归。其‘时事要闻’中惟择其确有关系者罗列一二。另设‘特别要闻’一门,亦不常置,如获紧要军报,于中国绝大关系等事,则尽前登列,间加按语以质高明。阅者诸公或有以采录不备责本报者,本报当谨谢不敏”。谓:“后又得北京密电,上海道严拿蔡、吴、汤、钮新党四人,闻此亦吕海寰之所指名,即聚众会议之首领是也”。

颇承诸志士之所不弃,深表同情。投稿于本馆者,殆无虚日,可页喇付见中国民气之振。此本报绝大希望,铭感何如。故记者宁避三舍,敬谨先登,尤望诸大豪杰之不吝赐教,中国万岁”。“来稿”有《读〈革命军〉》,署“爱读《革命军》者”。谓:“是以排满之见,实足为革命之潜势力,而今日革命者所必不能不经之一途也”。“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挦撦往事,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字,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斫地、奋身入海之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同日“新书介绍”栏刊《革命军》广告,署“四川邹容著”,全文为:

《革命军》凡七章,首绪论,次革命之原因,次革命之教育,次革命必剖清人种,次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次革命独立之大义,次结论,约二万言。章炳麟为之序。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肩竖。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是所望于读《革命军》者。

谓:“夫中国吞噬于逆胡,已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末谓:

抑吾闻之,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画,不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署“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

1903年6月12日、13日(五月十七日、十八日)“来稿”有“汉种之中一汉种”的《驳〈革命驳议〉》。此文开头一段,略谓:“夫小小变法,不过欺饰观听,而无救于中国之亡。立宪足以救中国之亡,又非不知自由者所能就,然则研究实学果安所用耶?然而维新之极点,则必以立宪为归矣。彼所以侈陈维新、讳言革命者,非谓革命之举,必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大蹂大搏,以与凶顽争命,而维新可从容晏坐以得之耶?”以下论述“各国新政,无不从革命而成。”

按柳亚子《我和言论界的因缘》称:“公元1903年,我第一次到上海,进入爱国学社,这时候,和章太炎、邹威丹两位先生很接近。在阴历五月中旬,《新闻报》登了一篇《革命驳义》,太炎先生便写《驳〈革命驳议〉》来反驳他。开了一个头,他不高兴写了,叫我续下去。我续了一段,同邑蔡冶民先生也续了一段,末尾是威丹先生加上去的。”则此文为章、柳、蔡、邹四人写的。

余杭章炳麟移书驳之,持矛刺盾,义正词严,非特康氏无可置辨,亦足以破满人之胆矣。凡我汉种,允宜家置一编,以作警锺棒喝。定价一角”。

无以副读者诸君之望,心窃歉然。将目次分作十界:一,论说界(来稿选论,译件附);二,机关界,内设调查部,凡国内近今趋势极有关系各要件,或由本馆专员访得,或诸同志之寄稿,均隶此界(即特别要闻);三,教育界(即‘学界风潮’);四,政事界;五,新闻界,分中国之部、外国之部(即‘时事要闻’、‘世界要闻’);六,评论界(即‘舆论商榷’);七,通信界;八,纪言界,分‘文苑丛谈’;九,纪实界(即‘专件择要’);十,余录界。此十界者,不过略为区分,将来或有扩充,随时改订。惟此时限于篇幅,不能全登,当视其报料之倾向,疏密间出。又首次改良,以二号字夹用,今以其占篇幅过多,仍一律用四号字,而于发议精当处,加以圈识。惟机关界则间用二号字,以醒眉目。”

由上可知,《苏报》自1903年5月27日开始改革,延请章士钊为主笔后,6月1日实行“大改良”,发表论说《康有为》,说是;“今日新社会已少康有为立锥之地”。接着,又注意“学界风潮”,增订“舆论商榷”,在“时事要闻”中,“择其确有关系者严列一二”,另设“特别要闻”。对《新闻报》所载《革命驳议》也予骈驳。

“改革”后的《苏报》,其主要宗旨是反对改良,宣传革命。最引人注目的是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下简称《驳康书》),《苏报》不仅为此登“新书介绍”,而且刊登《序〈革命军〉》、《读〈革命军〉》,札录《驳康书》,还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这样,清政府就与帝国主义勾结,制造了“苏报案”。

《苏报》的“大改革”,特别是对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介绍和刊发,是“苏报案”发生的直接原因。

邹容自日本游学返国后,来上海参加爱国学社,与章太炎同寓。曾参加张园的拒俄会议。他奋笔疾书,写成《革命军》,说:“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章太炎看后说:“吾持排满主义数岁,世少和者,以文不谐俗故 ,欲谐俗者,正当如君书,因为之序而刻行之。”

《革命军》以悲愤的心情,通俗的语言,抨击清政府的卖国罪行,认为只有革命,才能“去腐败而存良善”,“由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号召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

《革命军》的出版,《苏报》的介绍,章太炎《序》的刊布,皆在当时起了很大影响。

然而,此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的影响仍然存在。在革命形势高涨的情况下,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欧榘甲也有些“摇于形势”。康有为遂于1902年写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②两文。前文对梁启超等的“摇于形势”、“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说”予以驳斥,主张“今令以举国之力,日以击荣禄请归政为事,则既倒政府之后,皇上复辟,即定宪法变新政而自强,是则与日本同轨而可望治效耳”。如果“移而攻满洲,是师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则其收效亦与印度同矣”。

后文以为:“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吾四万万人之必有政权自由,必可不待革命而得之,可断言也”。“且舍身救民之圣主,去千数百年之敝政者,亦满人也”。“吾今论政体,亦曰‘满汉不分,君臣同治’八字而已,故满汉于今日无可别言者也,实为一家者也”,“欲革命则革命耳,何必攻满自生内乱乎!”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这两封公开信,反对“革命者开口攻满洲”,主张“皇上复辟,即定宪法,变新政而自强”,完全是高倡复辟,压制革命的文字,章太炎看到后,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从清朝的封建统治和种族迫害说到革命的必要,对改良派的理论严加批驳。改良派以“立宪法,定君民之权”为“治法之极则”,章太炎申斥康有为所谓“满汉不分,君民合治”,实际是“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改良派企图以流血牺牲来恐吓人们,章太炎指出,欧、美的立宪,也不是“徒以口舌成之”,革命流血是不可避免和完全必要的;改良派美化光绪,章太炎指出,光绪只是“未辨菽麦”的“小丑”,他当初的赞成变法,只不过是“交通外人得其欢心”、“保吾权位”,如果一旦复辟,必然将中国引向灭亡。改良派宣传天命论,章太炎指出:“《中庸》以‘天命’始,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终”,“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改良派以革命会引起社会紊乱为借口,章太炎赞美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有力地打击了改良派,提高了革命思想。

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在1901年所写《正仇满论》的基础上继续发挥,并就康有为的《政见书》进行系统批判,大声疾呼,震动朝野。清政府和帝国主义以高压手段镇压。不久,章、邹被捕,《苏报》被封,“苏报案”发生。

中外勾结“查禁密拿”的阴谋,爱国学社社员曾有风闻。早先,清政府派江苏侯补道俞明震“检查革命党事”,吴敬恒曾和俞明震父子有接触,俞曾将两江总督“札饬”交给吴敬恒“观之”。吴出逃,《苏报》主持人陈范也出逃,蔡元培与章太炎商量,“谓舍出走无他法”,蔡出走,章“就逮”。可知,“苏报案”的发生,章、邹的被捕,是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合谋破坏的。

“苏报案”的发生,是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密谋镇压革命的一次政治案件。

清政府密谋镇压革命

1903年6月29日(闰五月初五日),上海报纸上就有“爱国学社召集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诸邪说”,“端方领奉廷寄外交部呈递魏光焘电”,“饬查禁密拿”的报道。端方是湖广总督,魏光焘是两江总督,说是“钦奉廷寄外务部呈递魏光焘电”,说明是“由上而发”的。次日(6月30日),“由沪道商美总领事会同各领签押,工部局即允协拿。”清政府以《苏报》“悍谬横肆,为患不小”,特嘱美人福开森“切商各领等,务将该馆立即封闭”。7月4日,上海道袁树勋又亲访英、美领事,密谋镇压。

“苏报案”发生,上海租界当局审讯时,中外官僚也相勾结。清政府指控《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大逆不道”的语句是:“盖自乙未以后,彼圣主所长虑却顾,坐席不暖者,独太后之废置吾耳。殷忧内结,智计外发,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排沮太后之权力。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全部计”。“载湉者,固长素之私友,而汉族之公仇也。况满洲全部之蠢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者哉?”章太炎在法庭上严词申斥,指出:“今年二月,在爱国学社任教习,因见康有为著书反对革命,袒护满人,故我作书驳之”。并“供不认野蛮政府。”清政府延请古柏及哈华托为律师,“谳员孙建臣直刺会同英总领事署迪翻译官升堂研鞫。”

7月21日,第二次审讯,“为章、邹诸党人所延律师博易及琼司”也到庭。博易称:“古律师所请改期会讯,堂上不能允从。若云交涉事机,究与何人交涉,不妨指明。况《公共租界章程》,界内之事,应归公堂审理。现在原告究系何人?其为政府耶?抑江苏巡抚耶?上海道台耶?”审判员孙建臣说:“系奉旨着江苏巡抚饬拘,本分府惟有尊奉宪札行事而已”。博易律师又称:“政府律师如不能指出章、邹等人所犯何罪,又不能指明交涉之事,应请将此案立即注销”。哈华托不允,谓:“仍俟政府将交涉事机议妥,然后订期会讯”。孙建臣及英总领事署迪翻译“皆曰诺。”

在此以前,清政府想方设法,欲置章、邹于死地。以“大逆不道,煽惑人心,谋为不轨”的罪名,企图将章、邹“引渡”,解至南京,处以极刑。美国公使康格、总领事古纳、参赞福开森也秘密策划“移交中国官府惩办”,以便从清政府手中换取更多的特权。

由于帝国主义在侵华过程中有矛盾,从而对于“引渡”,态度也不一致。据《中外日报》1903年8月18日载:“近在北京地方各公使因上海苏报馆一案,英国参赞之意,以为诸人不应交与华官,日本公使以为未尝拘人。以前上海道既与各国领事立有约章,现在即应照约办理。惟俄、法两国则欲助中国政府,将诸人交于华官,故其中彼等之意见各不相同。美公使之意以为莫妙于仍交上海领事办理此事也。”尽管他们态度不一,但对中国人民的反抗加以镇压则是一致的,说是“逆书笔端犀利,鼓吹武装革命,杀戮满人,痛诋皇上,西人何故保护此辈莠民,使其谋为不轨,安然造反耶?”终因“街头谣言纷纭”,“引渡”未能实现。

只要写今上一字,罪名足矣”。古柏接着说:“章等扰乱人心之处,请阅之,其意欲将满人驱逐。此种重大之事,如华人尽听其语,天下岂不大乱”。主张严惩,汪瑶庭提出“应照华例究办”,古柏也予附和。清政府官僚和英、美租界当局相互勾结。

领事团又“对此发生异议”,相持不决。当时报载:“苏报馆革命党渠魁邹容、章炳麟迭经上海县汪瑶庭大令命驾至英、美等国公共租界公廨会同谳员邓鸣谦司马、英总领事署翻译官翟比南君讯明各情,拟科以永远监禁之罪。前日,捕头遂命将章、邹二犯送入提篮桥畔西狱收禁。”

次年5月(四月),章太炎被判处监禁三年,邹容被判处监禁二年。“罚作苦工,限满释放,驱逐出境”。钱允生、陈吉甫“开释”。陈仲彝“姑准交保寻父到案”,龙积之“亦应省释。”

1903年7月7日,《苏报》被封,逮捕了章太炎。邹容激于义愤,自动投案。章、邹在会审公廨上继续宣传革命,坚持斗争。蔑视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的迫害。

1904年5月,章、邹分别被租界法庭判处监禁3年和2年徒刑,并禁止中国人在租界内办报纸宣传革命和出版革命书籍。1905年,邹容被折磨致死,年仅21岁。1906年,章太炎刑满释放。强势的清政府企图通过这一事件压制舆论以达到镇压革命的目的,然而事与愿违,通过“《苏报》案”,《革命军》的销行更广,革命风潮日盛。

“苏报案”和章太炎、邹容的狱中斗争,影响深远,它促使了革命政治团体的成立。

“苏报案”发生后,章太炎、邹容仍与革命派保持联系。革命派于1903年8 月23日在上海愚园开追悼会,祭文即出自章太炎手笔。《驳〈革命驳义〉》,章、邹也与革命派合著。1904年,章太炎和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等组织光复会,成为同盟会成立成立前的主要革命小团体之一。同时,华兴会的成立,也和“苏报案”有关。华兴会的发起人黄兴在1903年返国后,即大量翻印邹容所著《革命军》,“散布到军商各界,扩大反清宣传。”两湖志士“与上海言光复者相应和。”组织了华兴会。这样,就给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苏报案”的发生和章太炎、邹容的狱中斗争,又扩大了革命的思想影响。

《苏报》被封后,章士钊、陈去病等续办《国民日日报》,“放肆蜚言,昌言无忌”,重遭清政府外务部通饬总税务司转知邮政局,“毋得代寄”。不久,蔡元培等又创《俄事警闻》,后扩展为《警钟日报》,愤斥帝国主义,抨击清朝政府。在日本发刊的《江苏》、《浙江潮》,也在“苏报案”发生后,言论转趋激烈,宣传反清斗争。中外统治者虽日益阻挠,肆意查禁,终不能抗拒时代的洪流。《革命军》和《驳康有为政见书》秘密印刷,广泛流传,据章太炎《赠大将军邹君墓表》④称:

君既卒,所著《革命军》因大行,凡摹印二十有余反,远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两购之,置笼中,杂衣履糍饼以入,清关邮不能禁,卒赖其言为光复道原。

广大的知识分子纷纷从改良主义的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从此,改良派的思想阵地日益缩小,革命派的思想阵地日益扩大。

“苏报案”的发生和章、邹就逮,也导致了革命运动的展开。

“苏报案”发生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比过去积极了。1904年,湖南、广东的绅商要求收回粤汉铁路,改归民办。从此,展开了收回利权运动。同年,“中美华工条约”期满,各地报刊揭发美帝虐待华工的实况,人们对美帝的仇恨渐渐增加,终于汇为抵制美货运动。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就在“苏报案”发生后半年,孙中山在《檀山新报》上发表《敬告同乡书》,明确指出:“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号召“大倡革命,毋惑保皇”,划清了革命和保皇的界线。

接着,在《驳保皇报书》中,指出康有为等在变法失败后所宣传的“爱国”,是爱“大清国”,不是“中华国”,认为“保异种而奴中华,非爱国也,实害国也”,并对保皇党人“所论《苏报》之案,落井下石,大有幸灾乐祸之心,毫无拯弱扶危之志。”摘发备至。

1905年,孙中山把他领导的兴中会同黄兴领导的华兴会以及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领导的光复会联合起来,组成中国同盟会,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写入誓词,定为革命党人必须遵循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实质,是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共和政体。这个纲领,给革命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犀利武器。

从此,推翻清朝成为时代的主流,保皇会“保皇臣清”的面目也就日益显露,最终为清政府“预备立宪”摇旗呐喊,与革命派公开论战了。

“《苏报》案”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联合镇压爱国革命运动的事件,清政府和帝国主义企图用高压政策,将革命的声音禁锢起来。但是同他们的愿望相反,这次事件发生以后,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运动发展更加迅猛,革命思想在国内外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从而壮大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声势。

“苏报案”距今已经一百年了,回顾一百年前章太炎、邹容的斗争业绩,“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章太炎在《狱中答新闻报》说:“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缅怀他们,纪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