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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第一部规范性的语文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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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词典》是中国第一部规范性的语文词典。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丁声树曾先后主持工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题签由郭沫若先生完成。

词典1956年由国家立项,1958年6月正式开编,1960年印出“试印本”征求意见,1965年印出“试用本”送审稿,1973年内部发行,1978年正式发行第一版。

2016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词典以规范性、科学性和实用性为主要特点,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先后荣获国家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和国家辞书奖。

20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出版的词典都是用浅近的文言释义的,脱离了大众的口语实际。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在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

1958年6月《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开编。

1956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新华辞书室、文字改革委下属的中国大辞典编辑处共同组成了《现代汉语词典》编辑室。编辑室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没有任何同类词典可以参考,一切从零开始。

正式编写之前,编辑室从1958年到1959年间进行了资料收集工作,从能够取得的国内外现代汉语书籍、报刊、杂志等资料中勾建词汇,每个词都单独记录在卡片上,最终收集到70多万张卡片,加上新华辞书室编写《新华字典》时的30多万张卡片,《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便建立在100多万张卡片的基础上。

由于《现代汉语词典》任务紧急,1960年的试印本采取了定稿一部分、印刷一部分的方式,印制了1000本,分送各大中学校、研究所修改审定。从1961年开始,各地的审定意见陆续反馈回来,编辑室经过两年多的修订,1964年试用本定稿,1965年,试用本出版。但接下去的10年却成为《现代汉语词典》的噩梦。

1966年,《现代汉语词典》继续进行修改,修订的书稿送到了商务印书馆,可是在出版社审稿过程中,“文化大革命”开始,有关工作被迫停止。1970年,词典编辑室人员随语言研究所下放河南省息县“五七干校”,1972年才回到北京。

1973年,《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内部发行。

1975年5月,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在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决定,由语言研究所成立“三结合修订组”修订《现代汉语词典》。

1975年8月,《现代汉语词典》修订工作开始。10月底,陕西韩城燎原煤矿9名工人来到语言所,12月,北京无线电联合厂的10名工人加入,1976年2月,修订组又增加了北京军区政治部3名人员。

50多人的“三结合修订组”基本无法工作,代表提出了很多让研究员们哭笑不得的意见,比如,建议“山盟海誓”的例句为:“我们跟毛主席山盟海誓”。无线电厂的工人师傅要求增加这样的例句:学毛选、抓实践、早起点、晚睡点、茶余饭后多学点,因为“这是我们经常说的”。

“三结合”让《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受到极大干扰,1976年“四人帮”垮台,1977年春,“三结合修订组”的工人、解放军人员清除出语言所,词典编辑室不得不花了近一年时间重新修改整理书稿,努力消除极左带来的影响。1978年12月,《现代汉语词典》终于正式出版。

《现代汉语词典》发行不久,编辑室便发现,词典仍有一些“文革”遗留问题,有必要尽快进行修订。1983年,《现代汉语词典》推出第二版,也被称为“重排本”。

从1993年开始,《现代汉语词典》进入第二次修订工作,此后19年间历经4次修订。

1958年初《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开编。

1978年,《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出版,收词5.6万条,定价5.40元。

1983年,《现代汉语词典》第二版面世,收词5.6万条,定价5.50元;

1996年,《现代汉语词典》第三版出版,收词6.1万,定价55.00元;

2002年,《现代汉语词典》第四版,亦即第三版的增补本面世,收词6.1万,定价60.00元。

2005年,《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出版,这次修订从1999年开始,历时6年,共收词6.5万,定价68.00元。

2012年,经过2008年开始的第五次修订工作,《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出版,收词6.9万,定价95.00元。

2016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定价¥109.00元。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陕西韩城县燎原煤矿的7名工人贴出一张名为《客观主义对谁有利》的大字报,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姚文元批示:值得注意,问题很突出。

这轮针对《现代汉语词典》的批判十分猛烈,词典被称为“封、资、修的大杂烩”,“它的出版同我国当前深入发展的大好革命形势十分不协调,甚至可以说,在同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唱反调。”

以“虞斌”的《评<现代汉语词典>重印本》一文为例,在该文章中,《现代汉语词典》可谓“劣迹斑斑”:“《现代汉语词典》首先吹捧孔老二是‘圣人’,一提起‘经典’, 第一个抬出来的就是‘儒家经典’,然后讲到宗教经典,就是不讲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是经典。”最后,该文对《现代汉语词典》盖棺定论道:“联系到全书中没有见到一个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例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收词上的这种表现是一种反动的政治倾向。”

在猛烈的批判下,《现代汉语词典》被要求销毁,在商务印书馆陈原的周旋下,词典才躲过灰飞烟灭的劫难。

注:每版目录略有调整,以下为《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目录。

一:凡例

二:音节表

三:新旧字形对照表

四:部首检字表

(1)部首目录

(2)检字表

(3)难检字笔画索引

五:词典正文(附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

六:附录

(1)我国历代纪元表

(2)计量单位表

(3)汉字偏旁名称表

(4)汉语拼音方案

(5)元素周期表

(6)中国地图

《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出版后,先后经历了5次修订,每次都是在保持原有优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以求精益求精。

(1980年——1983年),小修,出版后即第2版。收词、注释略做增删调整,着重从思想内容方面进一步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1993年——1996年),大修,出版后即第3版。收录条目61000多条,着力增收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词新义,附录中增加了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贯彻新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规范,同音节字头排列改为按笔画排列,异形词不再采用并列出条的方式。因篇幅原因,正文前删去了四角号码检字表。

1996年的第三版增加词语9000余条,删去4000条。由于间隔时间较长(13年),当时正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各方面发展非常快,反映新事物的新词语、新词义也相应迅速增长,因此新增9000余条。

(2002年),小修,出版后即第4版。本版增加1200多个新词语,用粉页印刷,附在正文后面。

2002年增补本在1996年修订本的基础上增补新词新义1200余条。新词中,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知识经济”、“素质教育”等与政治、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词语;也有大量反映科学技术新发展的词语,如“纳米技术”、“蓝牙”、“宽带”、“转基因”等;许多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因而备受关注的事物也能在增补本中找到解释,如“沙尘暴”、“空气质量”、“基尼系数”等。除新词语外,有些词也增补了新的意义;针对很多西文字母词频见于报章,增补本选择了140余条较常用的增补到附录中,以满足读者的查考需要。此外,利用这次增补机会,2002年增补本《现代汉语词典》还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对一些字形作了修正,使《现代汉语词典》在规范性上有了进一步提高。

(1999年——2005年),收录条目65000多条。对同音同形词、离合词等进行重新审视,贯彻《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在区分词与非词的基础上全面标注词类。

2005年的第五版增收新词7200条,从港台地区传入内地的许多词语也被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所收录,如“搞笑”、“面膜”、“作秀”等。

第四次修订历时6年,全书收词约65000条,基本上反映了2005年现代汉语词汇的面貌。同时,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进一步全面贯彻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和科技术语规范。根据国家2002年公布的《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将词汇区分成规范词和异形词,并将规范词列为推荐使用的正条。

(2008年——2012年),大修,出版后即第6版。第六版修订遵循《现代汉语词典》引导规范的一贯宗旨,并以通用性为原则,吸收了有关专家学者的最新成果,依照规范标准审慎确定了字形、字音;对字头的简繁、正异关系进行了梳理;还增加单字600多个(以地名、姓氏及科技用字为主),共收各类单字1.3万多个。增收新词语和其他词语3000多条,增补新义400多项,删除少量陈旧的词语和词义,共收条目6.9万多条。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的修订坚持以学术研究为先导,注重修订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从收字、收词、释义、配例等各个环节设立了相关的十几个专题,并逐一进行调查研究。修订时充分利用各类语料库选收或检验新词、新义和新的用法,力求反映近些年来词汇发展的新面貌和相关研究的新成果。遵循促进现代汉语规范化的一贯宗旨,除全面正确贯彻以往国家有关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规范和标准外,还注意吸收和反映近些年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织专家学者制定、修订的有关字形、字音等方面的规范标准的最新成果。

修订参照国家语委《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修订课题组和《普通话轻声词儿化词规范》课题组的意见,对条目的注音做了修订;此外,还按类别,针对口语词、方言词、文言词、专科词、外来词、西文字母词等,对释义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和修订。据专家介绍,第6版还配合释义增补了近百幅古代器物等方面的插图,并根据有关标准和新的研究成果对检字表和附录做了修订。

为了新版词典以高质量面对读者,编辑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其中校对达到了11个校次。而在印装环节,各印刷企业将《现代汉语词典》视为重大文化工程,不仅设立了专门的生产车间,还确立专门的印装流程,制定专门的管理措施,执行严密的储运计划。

内容更新

2012年7月15日,《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在北京首发,香港及台湾地区的词语条目显示出强大影响力,“搞掂、八卦”和“呛声、拜票”等极具特色的词汇被收录其中。

新版词典共收单字1万3千多个,收录条目增加至6万9千多条,增收新词语近3000条,修订规模空前,其中既不乏“雷人”、“给力”等网络热词,也有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PM2.5(在空中飘浮的直径小于2.5微米的可吸入颗粒物)等外来词。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中国辞书学会会长、《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修订主持人江蓝生介绍。例如,源自西方的“母亲节、情人节”等词,反映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低碳、减排、二手烟”等可以看出中国民众环保意识的增强;“北漂、草根、达人、愤青、名嘴、香蕉人、蚁族”等名词直观反映了一些新的社会群体及其特点;“拜金主义、傍大款、买官、贪腐、碰瓷、吃回扣、潜规则、封口费”等词语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给人们的价值观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在新版词典中看到,方言词或地区词对普通话的影响也可见一斑。如,来自台湾地区的新条目有“呛声、力挺、糗、捷运、劈腿、软体、硬体、管道”以及与选举文化有关的“拜票、谢票、站台”等。粤港澳地区对普通话影响亦很大,除第5版已收的“埋单、炒鱿鱼”等以外,第6版又增收了“八卦、搞掂、狗仔队、无厘头、手信”等。

而由于赵本山小品和电视剧的广泛影响,东北方言的“忽悠、嘚瑟、指定”等方言此次也被收入。

增减一个词 至少要经三道关

《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每一项具体的修订工作几乎都要经过不断讨论,改过来再改回去的反复过程,不可能一次到位。

第6版修订过程中,修订团队按照词典的条目分成若干个小组,包括语文组、科技组、哲社组等等。团队成员有些人拥有博士学位,还有一些人有多年编撰词典的经验。

修订团队还专门为搜集新词成立了课题组。新词课题组通过设计好的新词搜索程序广泛地采集新词语。此外,工作组成员平时也要对阅读材料多记录与留心。

虽然第6版最终增收新词语只有3000多条,但是通过课题组收集上来的新词却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新词能否收录到词典当中,至少要经过三关的筛选。首先就是小组成员的第一次筛选。新词课题组收集上来的新词往往比较粗,范围比较广,需要人为的筛选干预。这是第一关,第二关就是小组长提出修改建议,第三关还要经过主审的把关。此外,后期还有一个审读的过程,邀请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力量对修订稿进行最后的审读。

啥样的词语曾被删?——纯文言词和过时音译词

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曾删减旧词约2000条。删减的词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纯文言词,如“携贰(有二心;离心)、阉寺(宦官)、酎金(诸侯给皇帝的供祭祀用的贡金)”等;使用地区狭窄的方言词,如“白相人(游手好闲、为非作歹的人;流氓)、地根儿(根本;从来)、撒丫子(放开脚步跑)”等;过时的音译词,如“爱美的(业余爱好者)、苦迭打(政变)、梵亚铃(小提琴)”等;反映过时的事物、现在已不再使用的词,如“帮口(旧社会地方上或行业中借同乡或其他关系结合起来的小集团)、地财(土改时期指私人埋藏在地下的财物)、撤佃(地主强制收回租给农民耕种的田地)”等。

啥样的词义要修改?——易产生歧义的词

第6版还对部分词语的释义进行了修订。比方说,低价这个词语,老版本对低价的释义是“低于一般的价格”。而专家经过反复讨论认为这个释义容易产生歧义,可以解释为“比一般的价格低”的价格,其词性是名词性的;也可以理解为低于“一般的价格”,那么就是动词性的。经过多次论证,最后专家决定对此释义进行修改,在新版就改成了“较低的价格”。

为什么《现代汉语词典》能够取得突出的、开创性的成就。

《现代汉语词典》的两任主编吕叔湘先生和丁声树先生均为享誉中外的语言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在普通语言学、汉语语法、文字改革、音韵、训诂、语法、方言、词典编纂、古籍整理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吕先生主持《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工作四年多,确定了编写细则,完成了“试印本”,为《现代汉语词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丁先生主持《现代汉语词典》编辑定稿工作十几年,在“试印本”的基础上,对词典字斟句酌,苦心孤诣地进行修改、完善。

它的审订人员均为国内顶尖水平的语文大家。如王力,北京大学教授,其《汉语史稿》《中国现代语法》等早已成为语言学经典,辉煌巨著《王力文集》二十卷奠定了其语言学一代宗师的地位;黎锦熙,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曾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主编有民国时期影响很大的《国语辞典》等,其名作《新著国语文法》曾影响了好几代语言学者;魏建功,北京大学教授,曾兼任新华辞书社社长,主编中国第一部新型的规范性字典《新华字典》,在音韵、文字和古籍整理方面贡献卓著。其他如陆志韦、李荣、陆宗达、叶籁士、叶圣陶、周定一、周祖谟、石明远、周浩然、朱文叔等,2005年第5版的审订委员曹先擢、晁继周、陈原、董琨、韩敬体、胡明扬、江蓝生、刘庆隆、陆俭明、陆尊梧、沈家煊、苏培成、王宁、徐枢、周明鉴等与第6版修订主持人江蓝生等都是造诣很深的语言学和辞书学权威专家。

正是由于有吕叔湘、丁声树两位先生的先后主持,有一批具有顶尖水平的语文大家进行审订,贡献才智,《现代汉语词典》的整体水平才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在收词、注音、释义、用例等方面,都取得突出的、开创性的成就。

审订委员会

试印本

丁声树

黎锦熙

李荣

陆志韦

陆宗达

吕叔湘

石明远

王力

魏建功

叶籁士

叶圣陶

周定一

周浩然

周祖谟

朱文叔

第五版

曹先擢(主任)

晁继周

陈原

董琨

韩敬体

胡明阳

江蓝生

刘庆隆

陆俭明

陆尊梧

沈家煊

苏培成

王宁

徐枢

周明鉴

第六版

曹先擢(顾问)

胡明扬(顾问)

蔡文兰

晁继周

程荣

董琨

韩敬体

江蓝生

陆俭明

沈家煊

苏宝荣

苏培成

谭景春

王宁

张博

张志毅

周明鉴

编纂、修订工作人员

1960年试印本(1956-1960)主编 吕叔湘

主要编纂人员

孙德宣

孙崇义

何梅岑

李伯纯

萧家霖

孔凡均

王述达

刘庆隆

郭地

李文生

刘洁修

莫衡

吴崇康

李国炎

郑宜沐

单耀海

吕天琛

徐萧斧

范继淹

范方莲

傅婧

姜远

王立达

资料人员

徐世禄

贺澹江

高泽均

王焕贞

赵桂钧

王蕴明

姚宝田

1965年试用本(1961-1965)主编 丁声树协助 李荣

孙德宣

何梅岑

李伯纯

刘庆隆

莫衡

吴崇康

李国炎

单耀海

吕天琛

吴昌恒

陆卓元

曲翰章

刘洁修

舒宝璋

金有景

闵家骥

韩敬体

李玉英

张聿忠

夏义民

资料人员

徐世禄

王焕贞

岳珺玲

宋惠德

1978年第一版(1973-1978)主编 丁声树主要修订人员

闵家骥

刘庆隆

孙德宣

韩敬体

李国炎

吕天琛

李伯纯

莫衡

吴昌恒

吴崇康

陆卓元

曲翰章

刘洁修

李玉英

张聿忠

单耀海

周定一

管燮初

邵荣芬

王克仲

麦梅翘

白宛如

黄雪贞

金有景

曹剑芬

刘连元

陈嘉猷

柳凤运

夏义民

资料人员

宋惠德

岳珺玲

于庆芝

王焕贞

陈梦华

1996年修订本(第3版)(1993-1996)修订审订 单耀海韩敬体主要修订人员

晁继周

吴昌恒

吴崇康

董琨

李志江

刘庆隆

李国炎

莫衡

吕天琛

陆尊梧

曹兰萍

贾采珠

黄华

计算机处理和资料人员

王伟

宋惠德

郭小妹

张彤

张林

2005年第5版(1999-2005)修订主持人晁继周韩敬体

参加修订的人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曹兰萍

贾采珠

李志江

刘庆隆

陆尊梧

吕京

谭景春

王楠

王伟

参加部分修订的人员

程荣

杜翔

黄华

孟庆海

潘雪莲

曲翰章

王克仲

王霞

张铁文

赵大明

资料人员:郭小妹、王清利

词类标注审订负责人:徐枢

哲社条目审订负责人:董琨

科技条目审订负责人:周明鉴

2012年第6版(2008-2012) 修订主持人:江蓝生谭景春、程荣参加修订的人员

韩敬体

晁继周

董琨

赵大明

李志江

贾采珠

郭小武

王楠

王伟

杜翔

张铁文

王霞

曹兰萍

吕京

参加部分修订的人员

蔡文兰

陆尊梧

徐枢

黄雪贞

王海棻

王克仲

潘雪莲

侯瑞芬

张定

资料人员:郭小妹、王清利

1993年,首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

1994年,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

1997年,第二届国家辞书奖一等奖 。

2002年,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一等奖 。

2007年,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第六版收入的新词不少具有口语和方言色彩,符合现代语言生活的需要,“体现了普通话词汇和方言词汇、口语词汇相互流动的关系”。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李宇明

“我活到80多岁了,可以说没有一天是不查词典的,因为它是陪伴人终身的。《现代汉语词典》是几十年的老产品,几乎每个老师人手一册,不仅对求学期间的青少年有用,而且影响人们一辈子。”(著名语文教育家于漪曾

《现代汉语词典》的这些新词充分体现了中国新时期涌现的新事物、新概念、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和人们的新观念,反映了中国财富的迅速增长,环保意识的日益增强以及存在的部分社会现实问题。(英国《每日电讯报》

《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填补了我国规范性语文词典的空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外国领导人来华访问,有的会把本国的词典送给我国政府作为礼物,而我们当时只能回赠一本《新华字典》,这和泱泱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

《现代汉语词典》总结了20世纪以来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成果,第一次以词典的形式结束了汉语长期以来书面语和口语分离的局面,第一次对现代汉语进行了全面规范。

《现代汉语词典》在辞书理论、编纂水平、编校质量上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是辞书编纂出版的典范之作。它的发行量之大,应用面之广,为世界辞书史上所罕见;它对现代汉语的统一与规范,对研究、学习与正确应用现代汉语,对扩大中国与世界各民族的交往,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后,成为广大师生尤其是中小学师生、研究人员、记者、编辑、播音员、主持人、文秘甚至法官等几乎社会各界人士必备的语文工具书,成为高考阅卷、播音主持、报刊编辑、法律裁定和制订、修订国家有关语言政策法规的重要依据。

《现代汉语词典》不仅是全世界华人学习现代汉浯最重要的工具书之一,同时也被誉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人民研究和学习汉语的“圣经”。至今,《现代汉语词典》除中国内地版以外,还拥有新加坡版、韩国版和香港版等多个版本。

《现代汉语词典》还为各类汉外辞书的编纂提供了很好的汉语蓝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汉外词典如雨后春笋,如百花竞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所以,《现代汉语词典》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起到了“推广普通活,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积极作用。

《现代汉语词典》肩负着国家赋予的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任务。对已经制定颁行的语文规范标准,它要贯彻执行;对尚未形成标准的方面,它要根据语言发展规律和约定俗成原则明确规范导向,引导读者使用,并为规范标准的制定创造条件。对已有规范标准中不够完善的地方,它还要加以补充和适当的修正,使之更加完善,从而也为这些标准的修订准备条件。语言是不断发展的,因而也就要求不断地规范。《现代汉语词典》需要及时反映汉语的发展,不断促进汉语的规范化。

2012年8月28日,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敏生、“五笔字型”发明人王永民和翻译家江枫等在内的一百多名学者联合签名举报信,称商务印书馆2012年出版的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收录“NBA”等239个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违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第594号令)等法规。对此,“现汉”第6版修订主持人江蓝生则表示,相关规定是不能滥用字母词,与词典在后附上字母词供读者查找方便是两回事。

李敏生表示,语言文字是中华文化的基础,英语引入《现代汉语词典》,是从根本上破坏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对汉字实质性的破坏。对此,江蓝生表示,新闻出版总署的相关条例,是不能滥用字母词,与我们把群众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字母词附在后面,让大家有一个地方去查,是两回事。字母词是一个客观存在,条例没有说禁止使用字母词,中央电视台的缩写是CCTV,老百姓上医院照B超查CT,空气质量有了PM2.5,日常生活中能离开这些字母词吗?词典附上常用的字母词,是为读者提供方便。

有“语林啄木鸟”之称的《咬文嚼字》杂志副主编黄安靖表示,“违犯法规”的说法有点过头,现代汉语中,一些借用外国语的字母词历来就有,如X光。实际上并没有法律规定不允许使用字母词,不允许使用字母词的规定也是不现实的。

2012年《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正式发行,日常的语言环境中被广泛使用的“剩男”、“剩女”、“神马”等热词,并未被收录进新版《现代汉语词典》中,这引起了一些争议。

《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主编江蓝生对此解释道:“‘神马’只是一种临时的用法,俏皮的用法。作为一个规范的疑问词,疑问代词我们有‘什么’,我们干吗用‘神马’来干扰它呢?”

“并非收录新词越多就越与时俱进。”《咬文嚼字》主编郝铭鉴也认为,“在社会转型因素和互联网的推波助澜下,眼下我国正进入汉语创造力空前爆发、全民参与‘造词造句’的语言狂欢阶段,许多潮词潮语可能都是昙花一现、过眼浮云。词典编纂不妨保持比语言生活稍稍‘慢几拍’的速度,让其经过一个大浪淘沙、积淀筛选的过程,否则反而会给人们的语言生活造成负担。”

除了通用性和生命力的标准,有专家认为,价值观和社会效果也是《现代汉语词典》这样的语言规范类工具书必须考量的标准之一。

比如“剩男”“剩女”未被收录,江蓝生表示,“对于因种种原因不能够及时结婚的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因此这个表述不够尊重人。

选词入典需不需要体现人文关怀?这一观点引起了争议。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特级教师黄玉峰认为,他赞成“剩男”“剩女”落选,却并不认为其价值取向不对,而是认为它们经历的时间还不够久。

“选词不应该有双重标准,词典唯一的标准,只能是语言本身。”许多专家坚持这一观点。他们认为为了真实记录同时方便查阅,选词应不论褒贬,不能在忌讳中失去客观。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对语言文字的尊重。

事实上,第6版词典也收录了不少负面词汇,“潜规则”、“吃回扣”、“封口费”等都反映了社会的阴暗面。张颐武认为:“它们确实反映了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些现象,所以被收录也是很正常的。”